中华民族为何叫“华夏”,为什么是宋朝的司马光写出了《资治通鉴》

中华民族为何叫“华夏”

华夏民族的来历，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华夏”称谓的来源；二是作为一个民族，出现形成的具体历史过程。

首先，“华夏”名称的来源。先秦古籍文献《尚书》中记载，“冕服采曰华，大国曰夏”。之后唐代的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中解释为: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

华夏是对当时，集中出现在黄河流域的族人的一种通称，多指现代社会文化意义中的汉族。但是不能因此把华夏完全等同于汉族。

其次是作为民族的形成过程。按照现在比较通行的民族形成理论，一个民族的形成，一般要以共同的地域为前提和基础，进而形成了共同的生活和语言，包括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一致性等，再经过一个漫长的互相影响融合，潜移默化的过程，最后在共同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共同的心理素质形态。

我国现存的史料文献，最早可以从商周时期开始，探讨华夏民族的产生。《尚书》中记载，周代人有自称为夏的情况出现，如“唯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这里的夏是周人的自称。和夏朝中的夏人，是名同而实异的概念。

众所周知，周人从姬姓，之所以使用夏自称，很可能是因为《尔雅》中解释的那样，“夏者，大也”。夏是指以周为首的部族群体，这个阶段还处于部落状态。

西周时期，天子以分封制管理天下，在当时中原的大部分地区，各个部族由于之前的发展，在经济，语言和生活方式方面趋于一致。这是周人能够以封土授民的分封制管理天下的社会基础和原因。

发展至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了所谓的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的分布，但是这些散落四方的族人，并不都是外族，很多都是中原旧部，只是相对于天地之中的“国”而言的。

之后在春秋战国之际，基本上都被当时的几个主要诸侯国如秦，晋，楚等合并了。而且在这个交流的过程中，虽位置不同，都不同程度的实现了华夏化。

从这个时候开始，氏族血缘上的差别，已经被淡化，甚至遗忘。而是渐渐被诸侯国与国的概念所取代。诚如清代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提到的:

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之矣。

从长江以北，燕山以南的黄河中下游流域的广大人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完全具有民族特征的华夏民族。

华夏民族作为一个文化概念，反映了我们悠久深厚的历史文化，漫长的形成过程。作为一个实体概念，不但包括国内的所有人，还包括全世界范围内，分布在各地的华裔及其后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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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族的形成和发展中，是以华夏为主体，融合其他少数民族，不断发展壮大起来的。在中华五千年文明漫漫发展历程中，随着各民族经济文化的相互交流，相互渗透，形成了统一的中华民族～华夏民族，称之为"华夏"。

从最早文字史料中的记载来看，在春秋时期称古代中国为“华夏”，《尚书·武成》记载：“华夏蛮貊，罔不率俾。”（现在的学者认为这是后人的伪书）比较可信的记载来自《左传》，襄公二十六年中有“楚失华夏，则析公之为也”的记载，根据孔子整理上古史料时的考据，“夏”与“华”属于同义词，两个字相互通用，华夏也称“诸夏”、“中夏”，因此，中夏又可以称做“中华”，著名史学家顾颉刚的解释是：“‘华夏’指中原诸侯，和诸夏的涵义相同。”

可见“华夏”这两个字连起来使用是地理方位上的称呼，或者是“夏人”和“华人”居住地的统称，并没有现代学术意义上的民族属性，华夏民族这一概念的形成是比较晚近的事，并非一开始就有民族属性。随着华夏文明的扩展，开始有了大量自称为华夏人的移民，由此产生“华人”一词，这一概念逐步演变为全体中华民族的代称。

但对“华夏”的来历、含义，历代学者各有说法，争议颇多，迄今尚无定论。其中“夏”的起源最早，来源于三代中的夏朝，大禹时期还没有夏的概念，但到了儿子启的时期开始称禹的儿子“夏启”或“夏后启”，这时候“夏”的概念是由地名转为国名或族名的，与现代的民族属性有很大区别。古籍中将夏做为中原，“蛮、夷、戎、狄”做为四方，所以，“夏”又称中夏、中土、中国，这里的“中国”只是就方位而言，与今天的中国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中国”一词最早见于西周早期的青铜器铭文：“余其宅兹中或”，“或”是古字国的意思，一般指京师或都城，这时候的中国指的是中原的都城或中原诸侯，其范围有限，与华夏的范围相同，疆域不过“方三千里”而已，不能代表现在的中国概念。现代意义上中国一词的使用最早开始于清朝，清政府与沙俄签订《尼布楚条约》时，派出的使臣全称为“中国大圣皇帝钦差分界大臣”，这是首次在正式外交场合使用中国这一概念，而之前的称呼则比较笼统含糊，比如“天下”、或者是“四海”等。

“华”的称呼也始见于春秋时期成书的《左传》，并多次出现，比如“裔不谋夏，夷不乱华”，“获戎失华，无乃不可乎？”“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等。从这样的文字记载中不难看出“华”和“夏”、“戎”都是并列关系，其来源与“夏”有着异曲同工的痕迹，源于族名的可能性更大，但族名完全不同于人种意义上的民族，这与后来国外称中国人为秦人、汉人、唐人类同，并非是民族概念上的称呼。

后来的古文字学家们对“夏”和“华”都有训诂研究，《说文解字》中说：“夏，中国之人也。”又说“华，荣也。”这一释义使两个字又有了完全不同的概念，夏和华最早是两个并称的族名，而且“夏”字本义并无人的涵义，应该是“居住在河洛中原地区的夏人”更为准确。而之后的解释则更为夸张，流传比较深入的解释有唐代孔颖达的“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故谓之华。”对此解释，现代的专家学者们认为是受大一统思想影响下的附会和美化，不足为凭，与孔子时代的解释有明显缪误，毕竟孔子亲自整理过古籍文献，其解释应该更权威。当然近现代的学者们也有各种解释，有说是来自地名的，也有通过民族学、人种学概念推论为来自图腾崇拜的。
就“华夏”这一概念来说，早期所指是中国这一地理称谓是基本明确的，仅仅是地理范围上而言，并无民族的涵义。按照左丘明、司马迁等古代史学家的观点，五帝同根、三代同源，同为炎黄子孙，共同生活在华夏大地，拥有共同的华夏文明，才形成了近代以后的华夏民族，应该是全体中华民族的代称，与单纯的人种学上的民族概念完全不同！

相传，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是夏朝。大禹历时数年，成功治水，被舜选拔为继任者。之后他开启了一个清明的历史时代。所以在当时，以禹代表的夏后族在当时独领风骚，成为盛极一时的氏族部落。又加上夏后族以华山作为自己的活动中心，所以他们又被人们称为华夏族，这也是禹的儿子建立的第一个王朝叫夏的原因，所以中华民族又称华夏。

“华夏”，用我自己的理解来讲：从人类早期的发展史来看，最早的人类出现直到渐成聚落都散居于中国境内。随着人类的发展，聚落又渐成部落，形成了几大部落集团，比如炎黄集团、东夷集团、黎苗集团。三大集团的不断强大导致了集团之间的战争，最终黄河流域的炎黄集团取得胜利，这就是“华夏”基础的奠定。

黄帝作为部落的首领被尊奉为华夏始祖。以后的尧、舜、禹及再后来的三代夏、商、周都出自于黄帝。“华夏”的概念也是三代之后才有的，“华夏文明”大抵指的就是以黄河中下游为核心地带的文化类型及其传承。

“华夏”文明的形成不只有中原部落及王朝的建设之功，也有边地部族的贡献。比如蚩尤，比如来自东夷的殷商。

结合考古来看，华夏文明主要指的是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仰韶文化以黄河中游为核心地带，已经进入了原始的农耕文明阶段，也有狩猎及饲养家禽家畜，以彩陶文化为代表。龙山文化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以农耕为主兼以狩猎，以黑陶文化为代表。

至于上古世系的传承，《史记》、《三五历记》也只是零星记载，没有明确完整的答案，也不可能有明确完整的答案，毕竟年代太过久远，别说文字记载，连口耳相传都没有明确的答案。

个人认为，记载和传说中的上古世系里出现的人物，有可能有以下的情况：记载中的上古部落首领有可能不只是一个人，很可能是几个人合并；记载中的传承有可能只是一些重要人物、有事迹的人物，而中间更多比较平庸普通的可能被忽略不记。类似于《五帝本纪》中“黄帝者，少典之子”这样的句子，“子”可能是儿子，也可能是指后代。

为什么是宋朝的司马光写出了《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写于司马光被贬洛阳时代嘛。如果说有政治缘故原由的话，咱们能够阐发一下司马光的政治抱负。司马光觉得变法就该模仿汉唐，而当时的王安石他们的表白仿的是三代，主意神宗进修尧舜禹。以是司马光和王安石的政治抱负是不一样的。司马光把他的政治抱负依靠在《资治通鉴》外面。要晓得变法变法，不但有设法主意也要有纲要。王安石那里的纲要是《三经新义》，《资治通鉴》说是纲要能够不太适当，然则党争确实是他的创作身分之一。还望指教。不外，司马光是自动请求去洛阳的。看一下史料所载，宋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逐一：“公(司马光)果辞召命，乞西京留司御史台，以修《资治通鉴》。……司马温公为西京留台，每出，先驱不外三节。……时司马温公审留司御史台，因朝谒应天院神御殿。”《宋史·司马光传》：“请判西京御史台归洛。”

谢谢邀请，这个问题有点奇怪，咋一看还真不知道怎么回答，提问措辞有点问题。为什么是司马光写出了《资治通鉴》？没有为什么，首先这些事讲究一个因缘际会，和当时大环境、人文等有很大关系；其次不是司马光写的，他还没那个能耐，是他主持编撰、修订的！

司马光这个人呢，反正我是不太喜欢，为了报复王安石，新政垮台他本人为相后做了一系列荒唐事，甚至包括把神宗时期辛辛苦苦打下的地盘免费送还西夏，不过跟问题不太相关，就不多聊，只是从侧面了解下其人就行，反正执政能力很差，可以说傻。

但奈何文学成就高啊，少年即有神童之名，在文坛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旧派领袖之一。而大家都知道宋朝文人地位之高是历朝历代都无法比拟的，更何况司马光还是朝堂一把手，所以在此种种条件下，既然编撰《资治通鉴》，司马光是无论如何都绕不开的人物。

最初，王安石在位期间，司马光因政见不和，备受排挤，所以司马光无所作为下自请外放清闲职务，期间开始编撰《资治通鉴》雏形——《通志》八卷，后来经过英宗、神宗支持，陆续成稿，耗时十九年才完成，涵盖十六朝一千多年历史。

作为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历史地位重要无比，其工程量也是非常巨大的，用了大量人员协从帮助，其主要实际编撰者是刘恕、刘攽、范祖禹三人，只是最后由司马光润色、审改，再加上倡导者是宰执司马光，所以最后全部归功于司马光而已。

为什么是宋朝的司马光写出了《资治通鉴》的问题，应从两个方面来回答。

一、《资治通鉴》的初稿是集体合作完成的

《资治通鉴》（简称《通鉴》）是我国古代杰出的编年体通史名著，记载了公元前403年到公元959年间1363年的史事，书成于宋元丰七年（1084年）。

全书共有294卷，目录30卷，考异30卷。按王朝正统的顺序分为16纪，即《周纪》5卷、《秦纪》3卷、《汉纪》60卷、《魏纪》10卷、《晋纪》40卷、《宋纪》16卷、《齐纪》10卷、《梁纪》22卷、《陈纪》10卷、《隋纪》8卷、《唐纪》81卷、《后梁纪》6卷、《后唐纪》8卷、《后晋纪》6卷、《后汉纪》4卷、《后周纪》5卷。

作为我国编年体史籍记述时间最长的一部巨著，所依据材料除前代17部正史外，还广泛采用家谱、正集、别集、墓志、碑碣、行状、别传、野史、笔记小说等300余种史籍资料。

这部巨著参与编纂的有刘攽（bān）、刘恕和范祖禹，检阅文字是司马光继子司马康。

1、司马光已完成战国至秦长编部分

在编撰《资治通鉴》前，他独自撰修了一部战国至秦编年史书《通志》，共8卷，他把书呈进给宋英宗后，治平三年(1066)四月，英宗命他继续编撰，书名为《历代君臣事迹》，在崇文院设立修书局，自选助手，允许他借阅龙图阁、天章阁，三馆秘书阁图书。次年十月，宋神宗继位，对这部书很感兴趣，认为它“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赐名为《资治通鉴》，并亲自为此书写了序文。

2、刘攽负责汉史长编的编撰工作。

刘攽(1023—1089年)，字贡父。宋临江新喻(今江西新余)人。进士，为州县官20余年，迁国子监直讲，官至中书舍人。宋英宗治平年间，曾奉命校正《后汉书》。他在汉史方面有很深厚的基础，所以主要负责汉史长编部分。

3、刘恕负责三国魏晋南北朝及隋、五代十国史事的长编部分。

刘恕(1032—1078年)，字道原。宋筠州(今江西高安)人。进士，官至秘书丞。他主要负责撰写三国魏晋南北朝及隋、五代十国史事的长编，此外，他对于全书的体例、史事考订等，都有巨大贡献。

4、范祖禹负责唐史长编部分。

范祖禹(1041—1098年)，字梦得，成都华阳人。进士。宋熙宁三年（1070），经司马光奏调进修书局，负责唐史长编部分。书成后，司马光举荐他为秘书省正字，后官至龙图阁直学士。

司马康（1050—1090），字公休，陕州夏县（今属山西）人。司马光继子，进士。主要负责文字校对工作。

二、司马光负责全书的统稿

司马光因王安石变法问题离开宫廷，先是出知永兴军(今西安)，后改判西京御史台（在洛阳)，他在洛阳居住15年，全力修撰《通鉴》。

刘攽等三位同修在完成各自负责的长编部分后，统稿就落在了司马光身上。因为编写长编的原则是“宁失于繁，毋失于略”。这就要求每部分内容都要详尽细致，最后每部分的内容会显得臃肿。相传范祖禹的《唐纪长编》，长达600卷，所以要进行“瘦身”。

司马光要对各部分长编进行删减，对材料的取舍、对有关的议论是否妥当等进行把关。所以，他的任务也是非常繁重的。到全书修成，费时达19年。

司马光的贡献是：一是完成了战国至秦长编部分，二是对全书进行了统稿修改。他没有把功劳都归结于自己身上也是令人敬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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