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之前的南北朝时期,我国处于一个动荡复杂的时代,各民族征战频繁,民族融合步伐不断加快。隋王朝经历了千辛万苦建立了起来,接着就被隋炀帝折腾了个精光,引发了战争,当时境内人口锐减,由以前的4500万逐渐的减少到了1000多万。之后,唐高祖李渊称帝建立了唐朝。对于唐朝的血统,历来质疑颇多, 传说中的李唐王朝中隐藏着胡人的血统。从历史发展脉络分析,可信度颇高。
从血缘传承看,李唐一脉确实有鲜卑族的血脉。《旧唐书》记载:李渊的父亲与鲜卑族独孤信的女儿结合,随后李渊又和鲜卑族窦氏结合,这才有了李世民。从血统上来看,其实李世民有了3/4的鲜卑族的血统,李渊本人一半汉族血统、一半鲜卑族血统。李唐一朝,自然或多或少拥有鲜卑族的血统。特别是初唐、盛唐时期,宫廷中还有很多生活习惯和鲜卑族、胡人习惯相类似。
从文化传承看,李唐一脉属于中华文明一个阶段。浩浩五千年中,中国是一个不断融合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和平还是战争,中华各民族不断融合发展,形成现在的中华民族。北方很多人都有鲜卑、匈奴、契丹、女真等早期先民的血缘、血脉传承。但是,无论是哪个民族、哪个血缘,都在交错融合中形成了共同的文化、文明习惯和规则,形成了中华文化,不论有多大的差别和距离,都形成了一个以儒家文化为内核,兼容释、法、道等多家文化一个庞大的文明体系。特别是唐朝,更是中华文明鼎盛时期,是中华文明大发展时期。实际上,春秋以下,纯正的血统已经不再存在,唐代已经和现在一样,形成了一个多民族的社会结构,大家只有生活地域的不同,本质上还是一个文明的不同个体。
陈寅恪先生曾经做过一个研究,发现李唐王朝祖上实际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五胡乱华时期,他能够审时度势,和不同民族上层交往、联姻,血统中融入了不同民族成分。正因为这样,李唐王朝才更有高度包容性、融合性,李唐王朝才会成为一个万国来朝,备受尊敬的时代。或许,正是由于这种胡人的血性,唐王朝才有了一些豪迈之气,有了一些慷慨激昂。
李唐皇室的确是有胡人血统,这个不需要怀疑,诸多历史学者都进行了考证。
唐朝也的确是一个开放的朝代,但要说这种开放和李唐皇室的胡人血统有关就有些牵强了。
个人认为唐代的开放和李唐皇室的血统几乎没有关系,理由如下:
首先唐代的开放是一种历史承袭的结果。
自汉代始,中国就呈现一种开放的气象,汉开辟了这种开放与扩张的气象,唐更是将中国开放与扩张的气象推到了顶峰。
汉代由于国富民强,又为了解决匈奴和西羌等边患势力,不断依靠军事和武力平定边患。
在解决边患问题的过程中就实现了领土的扩张和对外交流以及民族融合,更是通过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
而后经过汉末以及魏晋南北朝超长时间的乱世,这种开放的气象就越加增强了。
只是由主动的开放变成了被动的开放,尤其五胡十六国时期和北朝,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虽然由于战乱让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这无疑推动了民族融合,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形成。
民族融合从来都没有想象的那么平和,主要是通过民族间的冲突和战争以及领土的不断易主,其中流血的冲突往往占据了主流。
这种融合往往是在战争的压迫下被动的融合,因为资源的有限各民族不得不在同一片土地上生存,所以民族融合就是这样被动地发生了。
也有通过民族迁徙和贸易往来而实现的民族融合,但其中也有不少冲突。
民族融合过程中的确会有那些象征着友谊的事件,但那只是其中一小部分。
通过南北朝各民族并立的时期,那时的中国各民族都已经习惯了与其他民族相处,即便相处并不和睦,但至少都接受了其他民族的存在。
而后隋唐天下再次归于一统,这种民族并立和开放的气象也就承袭下来。
中国汉人王朝的历史自汉至唐都是开放和扩张的,然而从宋开始就陷入令人内敛的趋势,宋代失去了唐的开放,只保留了政治上的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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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开放与胡人血统无关的原因除了历史承袭以外还在于李唐皇室是刻意回避自己的胡人血统的,他们想方设法地将自身变成汉人。
唐朝官方较为信奉道教,因为他们姓李,而道家的始祖则有可能为传说中的老子李耳,于是李唐皇室便追认老子为祖先。
其实李唐皇室与老子是没有关系的,但以老子为祖先则可以回避自身胡人的血统,确立自己汉室正宗的统治地位。
中国人讲究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
唐代的天下是公认的汉人的天下,李唐皇室要获得合理合法的名义来统治天下,就要获得汉人的身份。
不仅要汉人的身份,还要成为名人的后代。
道家始祖李耳自然就被李唐皇室傍上了大腿。
中国自魏晋南北朝开始就已经形成了胡汉杂居的面貌,既然生活在同一片天地,那么开放与融合就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唐代正好承袭了这种历史趋势,形成了一个具有开放与扩张的气象的大帝国。
然而正是这种开放与扩张造成了领土的过于广大而实行了节度使制度,最终演变成藩镇让中央无法有效地统治。
藩镇割据的病痛从中晚唐以至持续到五代结束,宋人吸取了这种教训,以文人治国,避免了军人掌权,却也失去了开放与扩张的气象,以至于在对外军事上节节败退,成为了偏安一隅的小政权。
李氏家族确实有少数民族血统,而且对唐王朝的开放包容的姿态有一定影响,但说血统决定是否开放当然是片面的观点,但这种影响归根结底是文化和社会制度演进引起的。
李唐王朝皇室与北朝鲜卑贵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鲜卑族的游牧生活的历史传统使得其文化趋于开放扩张,这使唐代与众不同,皇室乱伦与出现女帝的情况都随之出现,这种不惧传统束缚的模式使唐帝国统治者更加开明和豁达,对外政策尤其是在对待少数民族出现了历史上少见的视为一家的现象,出现了一个民族大融合的高峰。
还有两个更加重要,对唐帝国的开放起决定性的因素:
一是民族大融合的积极影响开始显现,中华文化圈的扩大。自西晋五胡乱华以来,各少数民族内迁中原,主动与汉族杂居,这给中华文化注入了新鲜血液,使中华文化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上升期。孝文帝改革就已经暴露出这个时期的中华文化已经处于其最具活力,最有扩张性的阶段。胡人大量汉化使得中央政府不得不采取宽容的举措来管理少数民族群体。唐代前期在北方废弃长城,唐太宗被尊为天可汗,帝国本身就享受到了文化输出的红利,各藩属国大多受封唐朝官位,可见一斑。所以由壮年的文化引领了一个“天下帝国”的浮现,从汉文化中的天下中,帝国统治者获得了灵感,这个时期的皇帝淡化了国家的概念,强化了天下的概念。
二是封建制度演进到了极盛阶段。唐朝吸取隋朝经验,吸纳了南北朝各朝的制度优势来构建自己国家的制度体系,三省六部制正式进入了繁荣期,加上战争产生的大量无主荒地,使得均田制得以长期推行,缓和了阶级矛盾,使得封建自然经济平稳发展,封建国家内部消解封建制度的因素几乎消失,科举制的发明又提供了一套选拔官僚的科学体系,使封建官僚体制进一步完善,由于科举制作为一种新制度刚刚出现,其具体内容在这个时期经常有创新,考试范围也常有改动,这使得这个时期选拔的官僚更加多元化,具有开创性和活力,进一步促进封建制度的成熟,也使得封建国家的政策更加开明。
而到了元代之后,封建制度进入衰落期,加上元代以纯种外族人入侵而开创的等级制度和民族分级体系以及相关配套制度的影响,明代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社会新因素的出现,使封建统治者对于自身统治的稳固充满恐慌,只能采取进一步加强各方面的控制,八股取士又使得封建官僚变得更加迂腐顺从,毫无生机,使国家趋于求稳,国家为了保持内部达到统治者想要的全方面控制和稳定,因而开始闭关锁国,标志着中华文化也进入一个停滞阶段。
唐朝之所以开放,鲜卑族血统只能说是次要原因,最重要原因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具体来看:
一、关于血统
大家都知道,经过魏晋南北朝的长期战乱,中原北方原有的社会秩序已经完全打乱,加上五胡乱华的影响,原先儒家思想建立的社会价值观在当时已经崩塌。而唐高祖李渊的生母是北周独孤信的女儿,也就是鲜卑族人。后来的唐太宗李世民的母亲窦氏,也是鲜卑族人。因此李唐血统里有一半是胡人,王朝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胡人风格。
典型的例子是,李治后来娶了父亲的妃子,也就是后来的武则天。这个事情就带有很强的胡人嫁娶风格。就像当年的昭君出塞,王昭君的丈夫是匈奴单于,但单于死后,她被迫又嫁给了单于的儿子。
二、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首先,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分裂时期,但同时也是民族融合的高潮时期,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战乱,胡人的生活方式逐渐引入中原,对原来汉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因此唐朝表现出了与之前朝代不同的社会风气,完全正常;
第二,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唐朝虽然受到南北朝时期的深刻影响,但对它最大的影响其实来自于隋朝,由于隋朝的灭亡,给了后来的唐朝很大的借鉴意义,即,隋朝的制度对社会的掌控程度过于强大,比如修运河、营造洛阳城等。因此导致隋炀帝突破了社会承受能力,从而生死国灭。后来唐朝以此为鉴,放松了对民间经济的掌控,变成了一个“小政府”。据说唐太宗连政府公务员的工资都不想给,直接给了他们一笔钱,让他们自己去做投资赚钱,被称为“公廨钱”。朝廷的限制少了,是唐朝经济繁荣的重要原因。而经济繁荣,自然带动了社会风气的开放与包容。这才是唐朝社会开放的真正原因。
李氏家族是有鲜卑血统的。
公元1世纪,两汉经过300年的鏖战,终于彻底打败匈奴。此后匈奴人的去向分为三支:一支南下,投降汉朝,被称为南匈奴,逐渐融入汉族;一支西迁,数百年后进入东欧;第三支没走,约有几十万人留在匈奴故地(即蒙古高原),整体加入了占据该地的鲜卑。这第三支就包括独孤部落、呼延部落、赫连部落,因此,独孤姓、呼延姓、赫连姓都是典型的匈奴姓,对外宣称自己是鲜卑人。
来自匈奴的独孤家族,后来出了个高官独孤信,独孤信(502-557)鲜卑望族,本名如愿,后因治绩突出,“信著遐迩”,被赐名为信。北周云中(今大同)人,史称“美容仪,善骑射”。他初投葛荣帐下为将,后投北魏,曾经匹马单枪生擒渔阳王袁肆周,并且战功卓著。 隋文帝即位后,赠太师、上柱国、十州诸军事、冀州刺史,封赵国公,邑一万户,谥曰景。太祖初启霸业之时,他镇守陇右之地,史称“及信在州,事无拥滞。示以礼教,劝以耕桑,数年之中,公私富实,流人愿附者数万家。”“信在秦州,尝因猎日暮,驰马入城,其帽微侧,诘旦而吏人有戴帽者,咸慕信而侧帽焉。其为邻境及士庶所重如此。” 他是历史上最著名的、也是唯一的“三朝老丈人”。独孤信有七个女儿,其中三个成了皇后:长女是北周明帝宇文毓的皇后,四女是唐高祖李渊的老妈(被追封皇后),七女是隋文帝杨坚的皇后。
故李渊与杨广这两人是姨表兄弟,两人的母亲是同父异母的亲姐妹,李渊的娘是独孤信和正房郭氏所生的四小姐,杨广的娘是独孤信和小妾崔氏所生的七姑娘叫独孤加罗。
而李渊的家族溯源自北周李虎,李虎曾经是北周宇文泰麾下一员大将,早年在入关作战过程中,因为显赫的战功而被称为“八柱国家”,被赐姓称名大野虎,这个赐姓有着非常鲜明的少数民族特征。到了隋文帝的时候,准其复姓李氏。李虎的哥哥名“起头”,弟弟叫“乞豆”,这两个名字不光是“起”与“乞”的读音相同,而且名字本身也都带有典型的游牧民族的特征 。李虎的小儿子叫李昺,李昺的孙子中其中之一就是李渊,李渊之子其中之一即李世民。
李世民的皇后长孙氏也是鲜卑人,其兄长孙无忌(约597年-659年)先世乃鲜卑族拓跋氏,北魏皇族支系,后改为长孙氏。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内兄,文德顺圣皇后的哥哥。 族拓跋氏,北魏皇族支系,后改为长孙氏。
唐代有明显的胡人习俗(例有父死子娶母为妻的习俗等)及审美第一,立武则天为后印证了唐朝的胡俗。唐朝人对肥硕丰腴的女子情有独钟。像杨贵妃的传说、《唐代仕女图》的记载,都证明了唐人有这方面的审美倾向。这与唐的民族融合大有关系,带有明显的少数民族趋向。在胡人的风俗中有父死子娶母为妻的习俗,也有一家的男人共用一妻的习俗。在昭君出塞的故事里,王昭君在死了丈夫后就嫁给了自己的两个儿子。唐国公李渊统一天下后,二子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除掉了太子李建成和三弟李元吉,一举坐实了皇位继承人。而后便将亡弟李元吉之妻杨氏霸为己有,变成了自己的妃子。之后,李渊从父兄子,泸江王李瑗谋反,李世民将其诛杀后,将其妻纳入后宫,陪伴左右。唐太宗李世民、武则天与唐高宗李治之间的关系近乎乱伦。
李氏家族深受胡人习俗影响,由于在魏晋时期长期与胡人混住,从各方面都沾染了大量的胡人风俗。从唐朝女子的穿着以及蹴鞠、骑马打猎的生活来看,当时女性享受了以后历代女子不曾享受的解放,所以对于开放、繁荣、各民族已有了相当程度融合的大唐朝而言,汉家学者的所谓“乱伦关系”不是大问题,更多的应该是胡人的习俗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脏唐乱宋”是民间流传的一个俗语,是人们对唐宋两朝社会风气的一个形象概括。由此看出,李唐统治者是鲜卑后裔,而鲜卑又是胡人的一支。而胡俗中一直有妻后母,娶兄嫂的规定。意思就是丈夫死后,丈夫的儿子可以娶他的庶母,哥哥死后,弟弟可以娶自己的嫂子。以此观之,脏唐的由来也不是无凭无据,空穴来风,唐朝能出现这么多奇葩之事也是胡俗潜移默化的结果。用我们儒家观点认为这些乱伦的事情,或许在胡俗里只是家常便饭罢了。
但是正是因为李氏家族有部分胡人的血统,又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因此能够平等地对待各族人民。李世民有一句名言:“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因此李世民在位时,受到了各游牧民族的衷心拥戴,共同给他上尊号“天可汗”,承认他是天下各个民族的最高领袖。大唐帝国的宽容、开放与大气,达到了一个历史的高峰,后来的历代封建王朝也都未能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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