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苏维埃学校毕业证图片,《红星照耀中国》中西北人民为何高度认同苏维埃政府?

文章目录：

1. 欧阳平的人物轶事
2. 《红星照耀中国》中西北人民为何高度认同苏维埃政府?

一、欧阳平的人物轶事

那是1938年七八月间，时任抗日军政大学六大队（又名八路军随营学校）政治教员的欧阳平，随队由洛川开赴延安，参加抗大学生毕业典礼。到延安住下后，大队政治部主任张正光邀他去见毛泽东。欧阳平说：“毛主席这么忙，会接见我们吗？”张正光回答说：“毛主席特别喜欢青年人到他那里去聊天，差不多每天都有人去他那里，不论是部队来的学员，还是国统区、沦陷区来的学生，只要通过报告，他都会让你进去。”欧阳平心想，若能受到毛主席的接见那该多好啊！于是忐忑不安地来到延安凤凰山下毛泽东住的窑洞前。经过卫兵通报，果然得到允许。他们向毛泽东敬了个礼后，毛泽东就叫警卫员给大家沏茶，招呼大家坐下，还一一问过他们的姓名和职务，问他们伙食怎样，每人每天吃几钱油，能不能吃上肉，能不能吃饱饭。给每人递过一支烟后，毛泽东笑着逐个提问。欧阳平告诉毛泽东，自己是兴国人。毛泽东兴奋地说：“噢，你是兴国老表，兴国我去过好几次。你们那里的米粉鱼又辣又香呢，味道好极了。”说得大家都哄笑起来，一下子轻松了许多。毛泽东又问欧阳平读过几年书，现在当政治教员讲些什么课。欧阳平不好意思地告诉毛主席，因家里穷，自己只念过两年书，参加红军后，在红军学校读过书，拿到了毕业证，就留在红军学校当教员。现在在抗大讲《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主要靠现炒现卖，开好教育准备会才能上台讲课。现在的学生大多数是知识分子，讲课比过去更难了。毛泽东鼓励他说：“你敢给知识分子上课，你可算工农干部知识化了呀。你们都很年轻，要努力学习文化。要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学习文化知识，学习革命理论，学习军事知识，你们应该起模范作用。”谈话很随便，毛泽东和大家一样穿着灰军装，坐在板凳上，有说有笑。一个多小时后，他们告辞要走了。毛泽东还亲自把他们送到门口，嘱咐说：“以后要来可以来，路远写信来也行。”

几天之后，毛泽东在抗大干部会议上作报告，讲到干部学习理论时，提出工农干部要知识化的号召，还列举了欧阳平等若干同志，说明工农干部知识化是能够做到的。

1938年8月，八路军总政治部有名会摄影的学员把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作报告时的照片赠给了欧阳平。欧阳平把这张照片寄给毛泽东，请他题词。数天后，欧阳平收到回信和寄回的照片，照片的背面用毛笔写着“奋斗到底”四个苍劲有力的大字，落款署名：毛泽东，1938年8月9日。此后，尽管南征北战，出生入死，欧阳平始终把它珍藏在身边，把毛泽东的教诲牢牢记在心里。1939年春，欧阳平在晋东南抗大一分校工作，又托人捎了一封信给毛泽东。两个月后，八路军总兵站张令彬同志将毛泽东的亲笔回信转给欧阳平。毛泽东在信中除了勉励欧阳平安心工作外，还答应推荐他去马列学院学习。1940年11月，欧阳平便接到了去延安马列主义学院读书的通知。12月，他到了延安，住在宝塔山下总后招待所，又写信给毛泽东请求接见。毛泽东接见了他并请他吃羊肉炖土豆、豆腐炒白菜，详细询问欧阳平所率领的战地工作团的工作情况。

1916年2月，欧阳平生于兴国县隆坪乡木梓坳一个贫苦农民的家里。1930年秋，还在乡列宁小学念书的欧阳平，随同老师一起参加兴国独立师，开赴前线攻打赣州城。17岁那年的春天，他被选为永丰区苏维埃政府交通建设委员。夏初，调红军总教导队受训，一个月后，转为红军学校第三期学员。

在欧阳平家里的镜框中，至今还保存着红军学校发给他的毕业证书。证书的背面印有一行文字：“要为自己底工农苏维埃政权而奋斗！”这“奋斗”二字恰与6年后毛主席给他的题词“奋斗到底”不谋而合。 1934年10月，欧阳平随红军干部团参加了长征。

1935年4月2日二渡乌江时，因为自己得了一场重病，虽然前面的梯队经过战斗夺取了渡河点并架了浮桥，渡江不算困难，但江两岸山高路陡，下10里，上10里，正常人走都很吃力，对于突然患病的他来说，其难度可想而知。从江边往下走时欧阳平两腿打哆嗦，头有些痛，但慢慢地总算走下去了。但在南岸向上攀登那10里时，愈走愈艰难，到后来真是寸步难移。除由卫生员罗绍钦跟随护理外，连部又派了两名学员帮助他。天黑才到达三连宿营地。那天晚上，他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只是痛苦地呻吟。

第二天天未亮，队伍吃过早饭就出发了。指导员汪东兴带着一个班和卫生员，指着地上临时绑扎的一副担架，要他躺下由学员抬着。另两名病轻的学员也跟随一块走。对于坐担架，欧阳平想，学员们长途行军，还要执勤、打仗，已经非常疲劳，怎能忍心让他们抬着自己走呢？于是坚持不坐，拄根棍子跟着走。但是干部团担任侧翼行军警戒、掩护中央纵队的任务，行走如飞，欧阳平几个人很快就掉队了。

天方亮，汪东兴和其他几名同志很着急，硬要他上担架，无奈，他只得听从安排。坐在担架上走了一段路程，由于上山下山，路又不平，加上学员们（都是基层干部）从未抬过担架，十分疲劳，他躺在担架上心里愈加不安，再三恳求下来慢慢行走。在同志们的搀扶下（有时还背他）走走停停，大部队川流不息地从身旁走过，他自己却步履艰难，心急如焚。临近黄昏时到达一个村庄，看见中央纵队卫生部休养连（多为老人与妇女）在此宿营，看来掉不了队了，心里稍微宽慰一点。此处离预定的宿营地尚有十几里，天已黑了，而他冷一阵，热一阵，浑身如散架一般，此时是怎么也走不动了。汪东兴直接找到彭德怀司令员，打听干部团的宿营地。彭德怀叫参谋打电话联系，终于搞清了：他们的驻地在离此15里路的一个村子，明天休息不走。彭德怀对汪东兴说：“天太黑，病号又走不动，干部团明天又不出发，今晚你们就在这里住下，待天亮后再走。”并告诉参谋要卫生部派医生给病号医治一下。汪东兴向我们传达后，我们都很受感动。

天亮后，欧阳平一行继续前进，但仍走得很慢，到上午8点多钟才找到三连驻地。刘连长和同志们看见后，都说：“跟上来了就好，这几天真把我们急坏了。”

后来，连长、指导员打发两名学员从土豪家里牵来一匹黄马，还备好了鞍子。汪东兴说：“欧阳教员，有办法了，你骑上这匹马，就不用坐担架了，也掉不了队了。”我心中感到一阵轻松，对指导员、连长非常感激。

一连几天，欧阳平的病虽未加重，但也未见好，他仍不想吃饭，头还是痛，身上也作痛，没有力气，但由于找不到药吃，就只能这么拖着、挺着。幸亏有马骑，有同志们的帮助，他才没有掉队。

不管走到哪里，欧阳平都把党证随身珍藏。长征过草地时，欧阳平随部队走了七天七夜，浑身湿透，他小心地把党证用油纸包好，揣在怀里，不让它受到浸泡。抗日战争时期，欧阳平赴泰山军分区工作，当时斗争非常激烈，随时可能遭遇生命危险，他将党证保存在后勤处密藏枪支弹药的地窖里。解放战争时期，欧阳平任第三野战军33军政治部主任，参加了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上海战役，他把党证交给在留守处的爱人吴文桂，叮嘱她务必保管好。

1938年夏天，欧阳平在抗日军政大学六大队三队担任政治教员，赴延安参加“抗大”学生毕业典礼，在凤凰山受到毛泽东接见。得知欧阳平只读过两年半书，通过刻苦学习，成为政治教员后，毛泽东鼓励他：“敢给知识分子上课，你可算工农干部知识化了呀。你们都很年轻，要努力学习文化知识，学习革命理论，学习军事理论，起模范作用。”几天后，毛泽东在“抗大”干部会议上作报告，点名表扬欧阳平，号召广大干部都要做到“工农干部知识化”。一位摄影员拍下毛泽东作报告的照片，寄给欧阳平。欧阳平试着写信给毛泽东，请他为照片题词。几天后，照片寄回来了，毛泽东在背面用毛笔题写着“奋斗到底”，落款署名“毛泽东1938年8月9日”。欧阳平十分激动，此后，他始终坚定不移地将革命进行到底。

1955年9月，欧阳平被授予少将军衔，随后被授予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同年11月，在上海举行的一次欢迎毛泽东的宴会上，许世友带着欧阳平上前敬酒。毛泽东高兴地说：“你欧阳平是那个从太行山回到延安来过我家的吧？现在是上海警备区副政委啊。你们都是将军，不要骄傲啊，要继续奋斗！”语重心长的一番话，令欧阳平终生难忘。

1964年6月，欧阳平再次见到了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全国公安部队积极分子代表，担任公安部队领导的欧阳平向毛泽东敬礼，毛泽东随即与他握手，说：“欧阳平，你现在在公安部队工作，好呀，你这个兴国老表奋斗得不错！”欧阳平说：“谢谢主席的亲切关怀，你给我的题词‘奋斗到底’，我将牢牢记在心间。”

欧阳平说到做到，正如他在自勉诗中的话：“生命不息，奋斗不已”，他用奋斗的一生实践着那铮铮誓言。

二、《红星照耀中国》中西北人民为何高度认同苏维埃政府?

　　不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在南方的情况如何，就我在西北所看到的而论，如果称之为农村平均主义，较之马克思作为自己的模范产儿而认为合适的任何名称，也许更加确切一些。这在经济上尤其显着。在有组织的苏区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中，虽然有一种的简单指导，但是物质条件的局限性到处是显而易见的。

　　前已强调指出西北没有任何有重要意义的机器工业，这个地区比中国东部一些地区受到的工业化影响要少得多，它主要是农业和畜牧区，好几个世纪以来，文化趋于停滞状态，虽然现在存在的许多经济上的弊端无疑地是半工业化城市中经济情况变化的反映。但是红军本身就是“工业化”对中国的影响的显着产物，它对这里化石般的文化所带来的思想震荡确确实实是革命性质的。

　　但是，客观条件不允许共产党有可能组织大大超过社会主义经济初生时期的政治体制，对此他们自然只能从未来角度来加以考虑，以期有朝一日他们有可能在大城市中取得政权，那时他们可以把外国租界中的工业基地接过手来，从而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奠定基础。在此以前，他们在农村地区的活动主要集中在解决农民的当前问题--土地和租税。这听起来可能有点象以前的民粹派反动纲领，但是，其根本不同之处在于这个事实：中国共产党人从来只把分配土地看成是建设群众基础的一个阶段，使他们能够发展革命斗争，以夺取政权和最后实现彻底的社会主义改革的一种策略。届时集体化就势所难免。

　　中华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一九三一年就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基本法律》①中详细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提到“最高纲领”的话清楚地表明，中国共产党人的最终目的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建设一个真正的完全的。但是，在此以前，必须记住，红区的社会、政治、经济组织一直不过是一种非常临时性的过渡。甚至在江西，也完全是如此。由于苏区从一开始起就得为生存而战，他们的主要任务一直是建设一个军事政治根据地，以便在更广泛、更深刻地规模上扩大革命，而不是“在中国试行共产主义”，而有不少人却以为这就是共产党在他们小小的被封锁的地区中在尝试的事情。

　　共产党在西北所以受到群众拥护，其当前的基础显然不是“各尽其能，各取所需”，而是有点象博士的主张：“耕者有其田”。共产党可以自居有功的一些经济改革措施中，对农民最有重要意义的显然有这四项：重新分配土地，取消高利贷，取消苛捐杂税，消灭特权阶级。

　　从理论上来说，苏维埃固然是一种“工农”政府，但在实际执行中，全部选民中不论从成分上来说，还是从职业上来说，农民占压倒多数，因此政权得与此适应。为了要制约农民的势力，抵消这种势力，把农村从口划分这几个阶层：大地主、中小地主、富农、中农、贫农、佃农、雇农、手工业者、流氓和自由职业者，即专业工作者，包括教员、医生、技术人员、“农村知识分子”。这种划分不仅是经济上的划分，也是政治上的划分，在苏区选举中，佃农、雇农、手工业者等比其他阶层的代表是名额比例大得多，其目的显然是要造成“农村无产阶级”的某种民主专政。但是，很难看到这些类别之中有什么重要的根本阶级区别在起作用，因为他们都是直接依附于农业经济的。

　　在这些限度内，凡是政权稳定的地方，苏维埃似乎工作得很顺利。代议制政府结构是从最小的单位村苏维埃开始建立的，上面是乡苏维埃、县苏维埃、省苏维埃，最后是中央苏维埃。每村各选代表若干人参加上级苏维埃，依此类推，一直到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代表。凡年满十六岁的，普遍有选举权，但选举权不是平等的，理由已如上述。

　　每一乡苏维埃下设各种委员会。权力最大的委员会是革命委员会，那往往是红军占领一个乡以后经过一阵紧张的宣传运动再举行群众大会选出来的。它有决定选举或改选权，同共产党合作紧密。乡苏维埃下面设教育、合作社、军训、政训、土地、卫生、游击队训练、革命防御、扩大红军、农业互助、红军耕田等等委员会，由乡苏维埃指派。苏维埃的每一分支机构中都有这种委员会，一直到负责统一各项政策和作出全国性决策的中央政府。

　　组织工作并不是到政府机构为止。共产党在工农、城乡中有大量的党员。此外，还有，团之下又有两个组织，把大部分青年都组织起来。这两个组织是少年先锋队和儿童团。共产党把妇女们也组织到共青团、抗日协会、幼儿院、纺纱班、耕种队中去。成年的农民组织在贫民会、抗日协会中。甚至哥老会这个古老的秘密会社，也让它参加到苏维埃生活中来，从事公开合法的活动。农卫队和游击队也属于组织严密的农村政治社会结构的一部分。

　　这些组织和它们各个委员会的工作都是由中央苏维埃政府、共产党、红军来领导的。我们在这里不需要引用详尽的统计数字或令人厌烦的图表来说明这些机构的组织联系，但是总的可能说它们都是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的，都是在一个共产党员的直接领导下，尽管每个组织似乎是由农民自己用民主方式作出决定、吸收成员、进行工作的。苏维埃组织的目的显然是使得每一个男女老幼都是某个组织的成员，有一定的工作分派他去完成。

　　苏维埃这种紧张频繁的活动具有典型性的一个例子，是他们为了要增加产量、利用大片荒地而采取的方法。我弄到土地委员会发给各个分支机构，指导他们组织农民从事耕种和在这方面进行宣传的许多命令，范围之广和内容之实际，使人相当惊讶。例如，我在土地委员会一个办事处看到的一项命令，对于春耕工作发出了具体的批示，土地委员会要求工作人员“进行广泛的宣传，争取农民自愿参加，不要有任何强迫命令”。对于如何在耕种季节完成四项主要的要求，提出了具体的意见。这四项要求根据去年冬天苏维埃的决定是：更加充分地利用荒地和扩大红军耕地;增加作物产量;扩大作物品种，特别重视新品种的瓜菜;扩大棉花种植面积。

　　这项命令①为了扩大劳动力，特别是争取妇女直接参加农业生产(尤其是那些由于参加红军而男性人口减少的地方)所提出的方法中，下面这个绝妙的指示说明红军利用现有材料极有效果：

　　要动员妇女、儿童、老人参加春播春耕，各人按其能力在劳动生产过程中担任主要的或辅助的工作。倒如，应动员大脚妇女和年青妇女组织生产训练队，从事从清地到农业生产主要任务等工作。小脚妇女、儿童、老人应动员起来帮助除草、积肥等其他辅助劳动。

　　但是农民的反应怎样?中国农民一般不愿受组织、纪律的约束，不愿从事超过自己家庭范围以外的任何社会活动。共产党听到这话就大笑。他们说，中国农民如果是为自己工作而不是为民团--地主和税吏，他们没有不喜欢组织或社会活动的。我不得不承认，我所接触到的农民，大多数似乎是拥护苏维埃和红军的，他们有许多人意见批评一大堆，但是问到他们是否愿意过现在的生活而不愿过以前的生活，答复几乎总是有力地肯定的。我也注意到他们大多数人谈到苏维埃时用的是“我们的政府”，这使我觉得，在中国农村，这是一种新现象。

　　有一件事可以说明共产党在人民群众中有基础的，那就是在所有老苏区里，警卫工作几乎全部由农民自己组织起来担任的。苏区很少有红军的驻防部队，因为所有战斗力量都在前线。地方的保卫工作是由村革命保卫队、农卫队、游击队分担的。这个事实可以说明，红军在农民中间得到拥护的一部分原因，因为红军很少象其他军队那样是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压迫和剥削工具，而一般是在前线，在那里为自己的口粮作战，应付敌人进攻。另一方面，把农民严密地组织起来，红军便有了后卫和基地，可以放手进行极其机动的作战，而这正是它的特点。

　　但是要真正了解农民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拥护，必须记住它的经济基础。我已经谈到过西北农民在旧政权下所承受的沉重负担。现在，红军不论到哪里，他们都毫无疑问地根本改变了佃农、贫农、中农以及所有“贫苦”成分的处境。在新区在第一年就取消了一切租税，使农民有透口气的机会，在老区里，只保留一种单一的累进土地税和一种单一的小额营业税(百分之五到十)。其次，他们把土地分给缺地的农民，大片大片地开“荒”--多数是在外或在逃地主的土地。第三，他们没收有钱阶级的土地和牲口，分配给穷人。

　　重新分配土地是共产党政策中的一个根本要素。这是怎样进行的?后来，为了全国性的政治策略上的考虑，苏维埃土地政策作了大跳步的后退，但是我在西北访问期间所实行的土地法(由西北苏维埃政府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颁布)规定要没收所有地主的土地，没收富农不是由自己耕种的所有土地。不过不论地主或富农都有一份自己有能力耕种的土地。在不缺地的乡里--那样的乡在西北有不少--在乡地主和富农的土地实际上一点也没有没收，分配的只是荒地和在外地主的土地，有时还把最好的土地重新分配，好地给贫农，同样数量的劣地给地主。

　　什么人算地主?根据共产党的(大大简化了的)定义，凡是大部分收入来自出租给别人种的土地而自己不劳动的人都是地主。根据这个定义，高利贷者和土豪③与地主属于同类，因此受到同样对待。据斯坦普尔博士说，高利贷的利率在西北原来高达百分之六十，在困难时期还要高得多。虽然在甘肃、陕西、宁夏的许多地方，土地很便宜，一个雇工或者佃户，如果没有资金，几乎不可能积钱为自己家庭买够足够的田的。我在红区遇到过许多农民，他们以前是从来不可能拥有土地的，虽然有些地方地价低到只有二、三元银洋一英亩。

　　除了上述以外的阶级都不受没收的影响，因此土地重新分配使得很大比例的农民得到眼前利益。贫农、佃农、雇农都得到了足以维持生计的土地。看来并没有想起把土地所有权“平均化”。据王观澜(二十九岁的俄国留学生，西北三省的土地人民委员)向我解释，苏维埃土地法的主要目的是为每个人提供足够的土地，保证他和他的一家人能够过足够温饱的生活，他们认为这是农民的最“迫切要求”。

　　土地问题——没收和分配土地问题——在西北由于大地产多数是属于官僚、税吏、在外地主而简单化了。在没收以后，多数情况是贫农的当前要求得到了满足，不受在乡小地主或富农的什么干扰。因此红军不仅由于给贫农和无地农民土地而得到他们拥护的经济基础，而且在有些情况下也由于取消捐税剥削而赢得了中农的感激，在少数情况下由于同样的原因或者通过抗日运动的爱国宣传而争取到了小地主的支持。陕西好几个着名的共产党员出身于地主家庭。

　　对于贫农还采用低利或无利放款形式给予额外的帮助。高利贷完全取缔，但私人借款年息最高不超过百分之十仍属许可。政府放款年息一般为百分之五。红军兵工厂里制造的好几千简易农具和成千上万磅种籽供应无地农民开荒。还开办了一所简单的农业学校，据说还要开办一所畜牧学校，只等这方面一个专家从上海来到。

　　合作化运动在大力推广，其活动已超过生产和分配合作社，而扩大到象集体使用牲口和农具——特别是耕种公共土地和红军土地——这样新奇(对中国来说)形式方面的合作，和组织劳动互助组方面的合作。用后一种方法，大片土地可以很快地集体耕种、集体收获，个别农民一时农闲现象就不再出现。共产党做到每个人都不是白白得到土地的!在农忙季节里，采用了“星期六突击队”的办法，不仅所有的儿童组织，而且所有的苏维埃干部、游击队员、赤卫队员、妇女组织的会员、驻在附近的红军部队都动员起来，每个星期至少要有一天到田里劳动。甚至毛泽东也参加了这种劳动。

　　这里，共产党在播下集体劳动这一根本革命化的思想的种子——为将来实现集体化做初步的教育工作。同时，一种比较广阔的社会生活观念开始慢慢地渗入到农民意识的深处去。因为在农民中间建立起来的各种组织，是共产党称为经济、政治、文化三结合的东西。

　　共产党在这些人们中间所取得的文化上的成就，按西方先进标准来衡量，的确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在陕西北部的二十几个苏维埃化已久的县里，中国大部分地方常见的某些明显的弊端，肯定是被消灭了。而且在新区的居民中间也在进行大力的宣传，要在那里进行同样的基本改革。陕北已经彻底消灭了鸦片，这是个杰出的成就。事实上，我一进苏区以后就没有看到过什么罂粟的影子。贪官污吏几乎是从来没有听到过。乞丐和失业的确象共产党所说的那样被“消灭”了。我在红区旅行期间没有看到过一个乞丐。缠足和溺婴是犯法的，奴婢和卖淫已经绝迹，一妻多夫或一夫多妻都遭到禁止。

　　关于“共妻”和“妇女国有化”的谣言，一望而知是荒谬可笑的，不屑一驳。但在结婚、离婚、遗产等方面的改革，按照中国其他地方的半封建法律和习惯来看，本身就是很激进彻底的。婚姻法①里有这样的有趣规定：禁止婆婆虐待媳妇、买卖妻妾以及“包办婚姻”的习惯。婚姻必须取得双方同意，婚龄提高到男子二十岁，女子十八岁，禁止彩礼，到县、市、村苏维埃登记结婚的，发给一份结婚证书，不取任何费用。男女同居的，不论是否登过记，都算是合法结过婚，——这似乎排除了乱交——而且他们的子女都是合法的。不承认有私生子。

　　如果夫妻双方有任何一方“坚决要求”就可以到苏维埃登记处离婚，不需任何费用，但红军的妻子须得到男方同意才可离婚。离婚双方财产均分，双方都有法律义务抚养子女，但债务却由男方单独负担(!)，他并有义务提供子女三分之二的生活费。

　　从理论上说，教育“免费普及”，但父母有义务借给子女吃穿。实际上，还没有做到“免费普及”，虽然教育人民委员徐特立向我吹嘘，如果他们在西北能有几年和平，他们在教育方面的成将会使全国震惊。我以后再来更加详细地谈谈共产党人在这一地区消灭文盲所取得的成就和希望做到什么程度，但是首先使人感兴趣的还是弄清楚政府用什么经费来不仅维持这样的教育计划，而且维持我称之为苏维埃社会的这个表面看来很简单但实际上却极其复杂的机体。

以上就是对于红军苏维埃学校毕业证的问题就介绍到这了，希望介绍关于红军苏维埃学校毕业证的2点解答对大家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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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苏维埃学校毕业证